對於一個以沒有自來水系統為傲、喝的用的全都是雪水，還種出優質稻米的農業鄉鎮而言，當1985年提出「攝影之町」的定位時，反對跟質疑的強度可想而知。連出身農家、尚未進公職的町長菊地伸都跟居民一起質疑：「我們有稻田、有雪水，就好好發展農業不行嗎？攝影只是少數專業人士、器材迷的東西，能吃飯嗎？」
可是，也正因為當初的這個大膽轉變，「攝影之町」成了東川町的城鎮品牌，也開啟了此後40年的地方創生實驗。
此次115年社造創生論壇邀請菊地伸來台分享東川40年的實踐經驗，並與雲林縣副縣長謝淑亞、地方創生基金會董事長陳美伶等人對談，從東川經驗回望台灣地方創生面臨的共同課題。
從「攝影能吃飯嗎？」到「這就是東川」
1985年國際攝影節登場後，前十年的推動並不順利。直到1994年舉辦全國高中「寫真甲子園」，外地高中生進駐東川一星期，才逐漸改變町民的態度。堅持了十年的公務員們，也終於初嚐事情開始推動起來的滋味。
明明大家都想要家鄉變好，為什麼地方創生還這麼難？中央有資源想幫助地方、地方當然也想繁榮起來、居民希望家鄉不要沒落、店家希望生意好、青年也想留下打拼，各方的終極目標沒有衝突，但是大家對「我希望家鄉變好」有共識，不代表對「應該怎麼變好」有共識。這就是「人」為什麼是地方創生最重要、也最難的變數，也是「跨域治理」很重要的原因。
這個「人」也包括公部門本身。謝淑亞坦言，推動地方創生意味著增加工作，薪水卻不會因此變多，關鍵仍在於公部門是否「願意」為了讓家鄉更好而挺身而出。雲林也因此成立全台第一也是唯一的地方創生專案辦公室，透過組織架構整合散落在鄉鎮、社區、學校與民間的資源。
誠如陳美伶所說：「不是把資源放在一起，而是要讓各方價值一起發生！」所謂建立地方創生的生態系，就是將各自因不同理由進入東川的人與資源，透過制度讓彼此發生連結，甚至讓一方創造的價值，繼續流向另一方。
東川町並不是獨尊「攝影之町」，攝影更像一個載具與共識的觸媒，逐步串起自然、文化、產業與生活。當地約有旭川家具三成的產量，木工不只是一項產業，更透過「你的椅子」、「學習椅」等計畫將家鄉特色的榮耀感融入日常；日本首間公立日語學校則引入海外學生與人才，從教職員薪資、宿舍營運到學生生活消費，每年創造約10億日圓的地方經濟效益。不同政策看似各自發展，背後指向的卻是同一件事：讓來到東川的人、錢與關係，不只是經過，而能彼此產生連結。
想走自己的路，就得有開路的能力
從41年前對「攝影能吃飯嗎？」的質疑，到10年前町民已能自豪說「我的家鄉就是攝影之町」，東川花了整整一個世代，才讓一項曾經備受質疑的政策，長成居民共同認領的家鄉特色。這中間的30年不是空白，也不是一路向前。
這段時間裡，東川不斷面對選擇。2003年，日本正值「平成大合併」浪潮，東川選擇不與周邊市町村合併；維持獨立自治，反而意味著必須為自己的選擇負責：如何取得財源、振興產業、吸引人口，都必須持續尋找新的方法。除了透過地方交付稅、中央補助及地方債等方式籌措財源，後續也陸續發展地方電子支付與點數系統「東川通用卡（HUC）」、東川股東制度及官方合作夥伴制度等工具，讓町內外的個人、企業與資源持續與地方建立關係。
地方自主不是選擇「走自己的路」就完成了；沒有現成的路，就得有能力一段一段把路開出來。
從東川回望雲林：共創不是複製答案
東川町的經驗之所以值得借鏡，或許不在於複製「攝影之町」、日語學校或任何一項成功政策，而在於一個地方如何從自身條件出發，找到自己的發展路徑。
這也呼應謝淑亞在論壇中的提問：地方創生不是看到資源就全部都要，而應先思考，「五年後，我希望自己的家鄉、孩子生活的環境長成什麼樣子？」有了方向，才知道散落在鄉鎮、社區、學校與民間的資源，哪些需要被串連，又該如何整合。
座談中，菊地伸也以企業合作為例指出，地方不能只是等待企業「來幫忙」，而應先理解自己擁有什麼、需要什麼，也思考企業能從合作中得到什麼；雙方不是支援與被支援的關係，而是各自帶著資源與需求進入合作。
共創因此不是要求其中一方犧牲自己的利益成全地方，而是在不同需求之間，找到彼此願意長期同行的交集。
真正值得借鏡的，也許不是東川最後選擇了攝影，而是一個地方如何讓原本不同意這條路的人，最後願意說：「這是我們的地方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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