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入台灣國產糧食故事，吃在地、食當季，MIT產品不簡單

如果一個農村沒有了產業，文化也會跟著消失，保護農村有其必要。農業不僅僅是務農而已，除了提供我們日常所需的糧食、確保國家安全，同時兼顧生態環境以及鄉村發展、文化保存等多元價值。

先了解是什麼影響了糧食的供應與價格呢？

首先，台灣的農業人口結構老化，農場主人平均60幾歲，農業缺工一直是個問題，且農耕土地破碎，每塊耕地平均不到一公頃，無法規模化生產，成本自然較高。

其次是2002年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（WTO）後衝擊本土農業，加上氣候變遷造成農作物的不穩定，與近年的新冠疫情、俄烏戰爭，在在衝擊著糧食的供應。

稻米供過於求國產雜糧卻短缺

作為台灣最重要農產品的水稻，同樣面臨種植面積減少、產量下降的情況，雖然在政策與農民的共同努力下，已漸趨穩定，卻也衍生出其他問題。

水稻栽培技術成熟，機械化程度高、代耕體系完備，現在只要打通電話就能種稻。稻米作為重要的軍需食物，至今仍有公糧稻穀保價收購，不用擔心銷售。

農糧署推行水稻轉作，轉作耕作期間自由選，跨年也OK。

問題是台灣人的飲食結構在改變，西點、麵食取代吃米飯，稻米的消費量逐年降低。以前的人吃飯配菜，一餐白米飯吃兩、三碗是常有的事；現在的人是吃菜配飯，甚至一餐吃不到一碗飯。國人每人每年食米量從1981年約98公斤，到2021年下降只剩43公斤。因此讓稻米出現供過於求的情況。

雜糧又是另一種情況，雜糧作物包含的種類繁多，不只作為食物，更是畜牧業所需的飼料來源，榨油、保健食品也需要雜糧，用途廣泛。

過去整體的總生產量曾經比稻米還多，但由於人口增加、畜牧業發展，需要更多雜糧，1964年開放國外大量進口，國產雜糧在價格上難以競爭，生產量就此衰退，加入WTO後種植面積更加銳減，1961年曾有44萬公頃，到了2021年，只剩不到8萬公頃。

例如，近年來俗稱「黃小玉」的黃豆、小麥、玉米為主要大宗雜糧，進口數量達800萬餘公噸，但國產量只有進口的6％。

大糧倉計畫推動國產雜糧發展

既然稻米供應量不是問題，我們可以開始追求品質，吃得飽還要吃得好、吃得巧。

台灣各地有許多優良稻米，不同品種適地適種，未必是產量最高，但勝在品質。政府輔導各地試栽，再成立稻米專區契作收購，達到一個規模量更有利品牌品種的推廣。不同品種的米香、味道、口感都不一樣，消費者還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產地。

而為了提高國產雜糧的產量、調整稻米產業結構，2016年農糧署開始推動「大糧倉計畫」，輔導休耕地活化及水稻田轉作雜糧。另一方面也跟水情有關，水稻所需的灌溉水較多，這幾年少有颱風過境、水庫蓄水量較少，若能改種耐旱型的作物，節約用水，也能解決稻米供過於求的問題。（延伸閱讀：彰化北斗大豆家族的田野三部曲，「田野勤學」用一顆豆滾動食農教育影響力）

農糧署輔導策略聯盟，串聯大豆產業鏈。圖中為農糧署署長胡忠一。

高粱，便是一個成功的例子。台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發育成具有耐旱、耐淹、抗病蟲害等優點的純糯高粱品種，並且和金門酒廠、金門縣政府合作，在嘉義縣的義竹、台南市的學甲、鹽水等地推廣耕種、成立雜糧集團產區，再與金酒公司契作。目前大多數高粱都是進口的，據金酒公司說，最快2024年將有原料、製程都百分之百MIT的高粱酒上市。

台灣國產高粱推廣，圖為釀酒高粱台南7號田間收穫情形。

除了高粱，還有不少農民對種雜糧很有熱情，比如台灣大豆產業策略聯盟總召集人、人稱「黑豆將軍」的蔡財興，種植之外還致力於大豆復興，並重視文史工作，聯盟開辦過好幾個場次的教育研習，引起廣大迴響。

國產黑豆製作的產品。

近年因健康風潮而受到矚目的紅藜，背後也有故事。紅藜又叫台灣藜，和小米、樹豆同樣是原住民傳統作物，然而產量不豐需要推廣種植，農糧署在屏東縣、台東縣等地協助幾個原鄉耕作、投入復育以及行銷推廣。其中，2009年八八風災中受創的屏東縣瑪家鄉，因為復育紅藜，逐漸能夠經濟自立。（延伸閱讀：養雞種紅藜，祖先智慧硬道理！走進屏東霧台的山村糧倉）

不過，台灣國產雜糧推動上最大的困難，還是在於生產成本，國產價格較進口為高。以黃豆為例，2021年國產價格為每公斤39.5元，進口價格為每公斤16.1元，相差逾2倍。

生產成本高就需要強調優勢。國產雜糧的優勢在於「非基因改造」，要做出市場區隔、讓消費者辨別，所以導入可以安全溯源的「產銷履歷制度」，讓人清楚了解生產資訊，知道自己吃下什麼，更健康也降低食安風險。消費者買得越多，自然會影響廠商進貨使用、農友投入耕作雜糧意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