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七○年代，正是台灣經濟起飛之際，因為家庭有了餘裕，使得愈來愈多女性有機會進入大學校園讀書，甚至出國深造，女性們接受高等教育後，不禁思索除了照顧家庭，自身能力可否貢獻於社會。
但當時社會仍充斥著沙文主義，傳統思維男性多半認為：「女生就應該在家相夫教子，女生不應該佔據大學名額、工作職缺。」婦女新知基金會資深研究員曾昭媛笑說：「這些男生將女力提升視為毒蛇猛獸，盡全力阻擋。」於是呂秀蓮等人開始提倡新女性主義，企圖打破社會對於女性作為的刻板期待。
而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榮譽教授李元貞受呂秀蓮「新女性運動」影響，在一九七七年也投身婦女運動，之後更在呂秀蓮因美麗＝島事件被判刑入獄時，接棒推動新女性運動，由於當下正處於戒嚴時期，李元貞等人便決定仿效黨外雜誌以言論來倡導女性意識，在一九八二年創立婦女新知雜誌社。
創辦之初，《婦女新知》雜誌就用了「awakening」這個英文字（註：之後基金會英文名稱為Awakening Foundation），中文意思是喚醒，一詞點出該雜誌社創辦的主要宗旨：喚醒女性意識抬頭。《婦女新知》雜誌從不同角度撰寫文章，鼓勵女性抬頭看看世界；也辦了多場座談會關懷女工權益；鼓勵女性受教育再成長；引導婦女走出家庭，參與公共事務。
從倡議到法案遊說
儘管女性受教育比例已逐年成長，一九八○年代，台灣社會還是普遍存在一種職場氛圍：工作只是女性在結婚生子前的階段性任務，女性總歸要回到家庭。一九八七年更發生了國父紀念館事件，當時女生若要在國父紀念館任職，就必須簽署一份註明：「年滿三十歲必須離職」的性別不平等勞動契約。
為了保障女性工作權，就有十多位女權意識者到國父紀念館拉布條抗議，剛成立的婦女新知基金會成員也展開聲援行動。但這其中的徵結點是：究竟女性員工是自願或非自願簽署不平等契約？在那一刻，婦女新知基金會認知到，唯有立法才能真正保護女性擁有跟男性同等權利，國父紀念館事件也因而成為女性爭取性別平等的重要起始點。
即知即行，婦女新知基金會召集律師尤美女等，一群具有法律及其它專業背景的女性專家開始草擬法案，一九八九年在各界通力合作下，向立法院提出民間版男女工作平等法（現稱為《性別工作平等法》），而下一步就進入立法院遊說階段。
在各方夾殺下，這個被女性勞動者視為救贖品的法案進到立法院後，卻被工業總會當作是十大惡法之一，立法委員更是杯葛聲不斷，但婦女團體都不放棄，歷經十三年努力，直到二○○二年政黨輪替後，《性別工作平等法》才正式通過。
「但路再難走，我們還是要往前走。」婦女新知基金會秘書長覃玉蓉指出，關懷女性工作平等與離婚婦女權益之後，基金會再把視角拉開，發現家庭暴力也正在威脅女性的自主與生存權，即使當時已有《刑法》傷害罪可使用，但傷害罪是告訴乃論，加上社會大眾多認為「法不進家門」，家務事外人或警察都不應該插手。
於是，婦女新知基金會又陸續與其它女權運動先進、團體合作，推動多項保障婦女權益的相關法案，包括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》、《家庭暴力防治法》、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等。
推動性別主流化
除了推動各項修法伸張正義，保護女性權益。一九九四年，婦女新知基金會還特地設立民法諮詢專線，每天有二到三位懂法律的婦女志工輪班，負責幫來電婦女解答民法親屬編有關離婚與子女監護、夫妻財產分配等法律相關疑難雜症，後來這支專線也變成修改對婦女不公平法律的基地，因為藉由婦女們的親口述說，基金會彙整出許多婦女遭受不平等對待的真實情況，作為後續修法的重要參考。這個專線如今已改名為婚姻家庭法律諮詢專線，二十七年來從不間斷，甚至有婦女志工接電話一接就是二十多年。
積極推動法案過程中，婦女新知基金會成員深刻體會到說服是最難的工作，為了保持理想之火不滅，婦女新知基金會也在二十年前推動女性參政，除了推派女性候舉人，還整理出保障婦女權益的相關政見，直接徵詢候選人支持，「目標都是要讓女性議題更快被重視。」覃玉蓉指出。
無法徹底改變他人想法，婦女只能勇敢保護自身權益，婦女新知自創立以來已經帶領台灣女性走了很長一段路，從喚醒女性意識，到立法保護權益，再到制度改革，下一哩路將從建立社會文化出發，讓男女平權不再是口號，而能夠真正存在每個人的思維裡，並落實在每個政策與行動中。
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
—九八七年十月立案的婦女新知基金會，是台灣知名的婦女運動組織，前身為一九八二年成立的婦女新知雜誌社，在台灣解嚴前後扮演承先啟後的婦運基地角色。在多項婦運議題上具有開拓和倡導的影響，促使政府陸續通過了民法親屬編修正條文、家暴法、性侵法、性騷擾法、性別工作平等法、性別平等教育法等法律制度保障，逐步改造體制和性別文化，同時也致力於開發婦女潛能，培育婦女法律諮詢志工。近年提倡托育及長照公共化、性別友善職場、身體自主、伴侶權益、婚姻平權等議題。
＊本文摘錄自《掌火的勇士—臺灣NGO為民主點燃自由之火》，出版日期：2021年6月，出版社：天下雜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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