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5、4、3、2、1，新年快樂！」跨年倒數，陪伴許多人迎接新的一年。緊接著，充滿「年味」的圍爐、壓歲錢在農曆新年登場──現在的我們已經很習慣過上「兩個年」。但一百年前的台灣也是這樣嗎？台灣人何時開始過起現代新年呢？
「日治時期」是轉變的關鍵。清末到日治時期，台灣人從傳統舊曆年，逐漸轉變為兩度迎年。
中央研究院臺灣文史研究所研究員林玉茹大致分成4個階段：舊曆元旦的延續與變容（1890～1918）、新曆元旦的引入與競爭（1896～1918）、兩度迎年：規訓與不完全同化（1919～1936）、皇民化的抑制：舊曆新年的抵抗和隱形（1937～1945）。
百年前，仍會在農曆除夕凌晨祭祖
過去的台灣人如何過新年？先讓我們看看以下場景：
1911年，住在台中豐原的張麗俊，除夕夜凌晨3點起床，點燭焚香、恭神敬祖，此時的街頭「爆竹一聲除舊歲，桃符萬戶更新年。」9點他帶孩子燒紙錢，午後往慈濟宮、廣和宮進香，玩梨園，傍晚赴晚宴。
從張麗俊的日記可以看到，家戶熱熱鬧鬧歡慶傳統新年，以各種傳統儀式迎年，這也是清末以來多數台灣人的新年生活。時間回到 1895 年，日本統治台灣後，象徵現代化的西曆被引入。1909年，日本政府正式廢除太陰曆。但為了懷柔治台，仍允許台灣人過舊曆年，從學校及政府機關漸進推動新曆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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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住在新竹的黃旺成，先後擔任公學校老師、西席教師（家庭教師）。從他的日記《黃旺成先生日記》，雖然他仍過舊曆年，但學校作為廢舊曆的重點場域，多少影響了這些學童家庭。
新曆年剛引進時，沒人在過
例如，1912年除夕，由於廢舊曆，黃旺成必須到公學校上課，結果學生人數過少而停課。隔年初一到初三，學校規定上半天課，來的學生還是不多。一直到1916年，除夕當天包含校長演講、訓話共上了3小時，顯示學校循序漸進地打壓舊曆年。
1935年（昭和10年）二高女（今台南女中）的新年會，學校是日本政府規訓同化的重點場域，透過各種活動、儀式讓學生接受「新曆年」。
然而，常民文化並不容易被撼動。擔任保正（類似今日的村里長）的張麗俊，接受的是傳統漢學教育。因為保正身分，張麗俊在1907年時曾參加官方新年活動，他描述現場觥籌交錯、杯盤狼藉，因為日人習慣在春酒宴喝得爛醉。當時，僅少數與官方相關的台灣人會參加新年賀慶，返家後也不過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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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他的日記《水竹居主人日記》看來，他始終使用農曆為主，也一直維持過舊曆年。這也是1918年以前台灣人的節慶習慣，多數人一如往常過著舊曆元旦，日本引入的新曆年並未普及。
日式新年活動漸流行
改曆雖然被視為同化的第一步，但前期成效只讓部分台灣人在元旦時掛上門松、國旗和稻草繩，「配合過新年」。實際上，多數人還是遵循舊曆傳統。張麗俊在1916年時首度在新曆年張貼春聯，日記中卻誠實寫道：「只是聊應故事而已。」
直到1910年代末期，氣氛開始有了改變。1919年，台灣總督田健治郎上任，改採內地延長主義、推行同化措施。城市裡的商家在元旦歇業，中上階級、知識分子逐漸過起新曆年，參與日本帶入的新年活動，夾雜新舊元素的新曆年開始盛行於大城市。
例如，張麗俊、黃旺成頻繁參加台灣人舉辦的春酒。1930年時，就連台灣民族運動領袖林獻堂，也經常出席類似尾牙的「忘年會」活動。其中，「名片交換會」規模不斷擴大，從幾百人變成千餘人。後來還有許多婦女團體加入，甚至出現了女性名片交換會，顯示職業婦女已然成形，女性的地位及意識漸漸抬頭，就連新年活動也打破性別藩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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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年出遊，也在這個時期開始蔚為流行。1914年開園的圓山動物園，在日治時代是新潮的現代化景點，也是新春熱門出遊地，許多父母會在新年假期帶小孩動物園玩。
妥協式過兩個新年
林獻堂的日記便反映了上層階級的節慶生活，顯示他如何從過一個年到兩個年。作為全台知名人物、傳統大家族、抗日份子，《灌園先生日記》中描述，林獻堂家中到1929 年才慶賀新曆年，子女會向父母行元旦祝賀禮，參與公學校的祝賀式。然而，拜祖先、圍爐等傳統祭儀依舊在舊曆年進行，顯示他的心中仍以舊曆為重。
1920年代以後，大城市裡中上階層的台灣人，普遍過起「兩度迎年」的生活。貼春聯、春酒、圍爐、燒香拜佛等傳統習俗，也同時混用在農曆年與新曆年。林玉茹認為，如果沒有後續戰爭，妥協式的「兩個新年」模式，也許會一直持續下去。
1937年，中日戰爭爆發，隨著戰情規模擴大，局勢有了變化。新任總督小林磯造以皇民化為治台方針，要將台灣人改造成「真正的日本人」。其中之一就是「廢舊正」，嚴格禁止過舊曆年，更在舊曆新年實施「勤勞報國週」，要求勞工繼續上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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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壓統治下隱形過舊曆年
但在高壓恫嚇下，舊曆年仍未消失。過年時的肉豬需求一向特別高，1938年報載彰化市宰殺了450 頭豬，雖比前一年減少，仍遠高於平日的 50 頭，市民其實依舊偷偷地過年。
基隆市街上雖不見娛樂活動，但私下賭博情況盛行。就連台北街頭也湧現打扮時髦的男女，電影院人潮滿座。舊曆年禁令非但無效，反而招來知識份子的抵抗。留日歸國的醫師吳新榮，在日記中寫下：
「在鄉下生活的人豈能夠輕易地忘卻數千年來的習慣嗎？」他甚至批評殖民政府：「打破迷信、革新政策，本來一直是我們所贊成、主張的，但是我們對於這段期間所採行的強制手段和愚民政策無法認同。」
在警察與保甲嚴密監控下，廢舊正還是達到了一定效果。日治末期，部分的城市青年逐漸只過新曆年，不過舊曆年了，而且一定得要參拜神社、去遊樂園才像過新年，爆竹及春聯也在農曆年間消聲匿跡。
然而，許多台灣人自有隱形、地下化的對策。例如，吳新榮到友人家參加「舊曆年末的小宴」，「在三樓的小閣樓，節制地過了兩三小時。」林獻堂一家直到日本戰敗，都還是在舊曆除夕「如例」圍爐祭祖，過著隱形年。（延伸閱讀：過年絕不能少了這些「儀式感」！匯聚各路菜系的台北年菜風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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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有政策下有對策，尤其是農村，雖因戰時配給制度不得不過新曆年，底層台灣人依舊以舊曆年為主，只是將儀式隱形化。這也是為何戰爭一結束，百姓立刻歡天喜地過起舊曆新年，新曆年反而無人問津。
城市接受新曆年，農村堅守農曆年
日治時代，台灣人的節慶生活從一個年轉變成兩個年，新舊年在政權影響下競爭更趨白熱化。舊曆年從未完全消失，但新曆年接受度則有地區、城鄉、階級、行業別的落差。
北部強調儀式的「內地化」，參拜神社、吃年糕、和日人一樣喝屠蘇酒團拜。南部則將舊曆年風俗嫁接到新曆，像是規定寺廟鳴鐘擊鼓，以讓市民參拜。北部城市裡的商家隨新曆年休業，中上階層、日本會社員工、教職員以及有學童的家庭，最早接受新曆新年的生活作息。但鄉村卻是另一番風景，吳新榮寫道，1935年的台南佳里，「在這草地過這正月，全然不出氣分……。休正的人大概是官吏、職員而已。」
源自日本新年的摸彩活動
在日本統治以前，台灣已有部分相似的新春習俗，例如賀正（在紅紙寫上名字）、走春、春酒。隨著日本引入新曆年，又帶來了新的過年儀式，包含了神社歲時祭、歲末出清、摸彩。（延伸閱讀：手寫字藝術家「今晚我是手」 一幅春聯寫下2021的祝福：「誠實尊重，無所畏懼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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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我們至今仍很眼熟，比如歲末出清、摸彩活動依然是百貨商家年末主打，元旦升旗典禮、掛國旗也從日治時期保留至今。其中，對民間最深遠的影響為何？林玉茹認為是出遊的習慣。當時因學校放假，父母會帶孩子到公園、遊樂園、動物園；各種同鄉會、婦女會、同學會也趁著假期聚會。這個風氣流傳活躍至今，新年全家旅遊、出國依然風行。
相較之下，立門松、掛草繩在台灣已不見蹤影。林玉茹將消失的儀式解讀為「不具有普遍意義與價值」，她說：「農村吃飽都有問題，哪裡來的門松、年糕？不符合生活需求的儀式自然會消失。」
同樣的例子也出現在清朝，當時台灣人會在除夕夜殺黑鴨祭神，剪紙虎塗上鴨血、豬血或生肉後燒掉，但晚清時期便不見記載。林玉茹認為，在沒有政策禁止的狀況下消失，代表與人們的生活習慣脫節。
「舊曆年為什麼可以保存？因為過個好年、家族團聚、祭祖等儀式意涵太重要了。『過好年』是為了讓明年過得更好。」
天然抗日分子：農村只過「咱的年」
1945年日本戰敗後，台灣人很快重新過起舊曆年，原因為何？林玉茹分析，一方面是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強調「去日本化」，另外，強推的新曆年文化也並未真正走入人民心中。
知識份子原本傾向支持更改新曆，認為這是現代化的展現，可是日本採用高壓政策，反而讓不少人有意識地抵抗。但林玉茹意外發現，真正抵抗日本的中堅份子在「農村」！
由於農、漁村按太陰曆進行農耕、捕魚，經濟也難有餘裕配合新曆年儀式，這些底層庶民沒有強烈的抗日意識，但秉持「照舊過日子」的態度，反而彰顯出常民的文化固著性。
潛意識中強烈區隔不同。林玉茹直呼：「他們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！政府奈何不了。」至於商人階級雖較有資本，但傳統結帳日在年底，一時難以更改，因此商家也多習慣過舊曆年。
百年後的今日，全球化影響與商業活動的推波助瀾，兩度迎年已成為當代習以為常的節慶生活。儘管年輕世代熱衷跨年活動，普遍過起兩個新年，但林玉茹覺得，具有內在意涵價值的舊曆年，不會輕易消失。
林玉茹認為，節慶生活不僅能反映當代人的文化觀，也展現出具體而日常的常民文化實踐。
*採訪編輯Yichen Wang，美術編輯林洵安。本文原刊登於《研之有物》，未經同意請勿轉載。
迎新年
責任編輯：楊晏琳
核稿編輯：馬萱人
